鹰潭注册公司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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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闻涛教育培训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8月份设立，并向主管税务局办理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选择次月1日即9月1日为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按规定，新办纳税人须自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销售额符合规定条件方能享受加计抵扣15％政策（享受加计抵减10％政策亦如此，以下涉及享受条件、方式等时均相同），因此，在满足规定条件前的月份未享受加计抵扣15％政策。
该公司这样抵减后，2020年12月增值税应纳税额为0元（14－10－4），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余0。5万元，结转至下期（2021年度）继续抵减。
在上述案例中，闻涛教育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在2020年12月份共计提了4。5万元加计抵减额（一笔是2020年9月至11月的3万元，一笔是2020年12月的1。5万元）；在当月计算应缴纳的2020年12月份增值税时，在应纳税额中抵减了加计抵减额4万元，剩余未抵减完的0。5万元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然后，申报和实际缴纳2020年12月份增值税是在2021年1月份申报期，而且因12月份应纳税额为4万元所以实际只抵减了4万元，还结余0。5万元结转下期再享受抵减。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上述加计抵减额是在2020年12月份计提、抵减（实际享受）加计抵减额时计入12月份的“其他收益”科目，还是在2021年1月份缴纳增值税时再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再者，是按计提金额4。5万元计入还是按实际抵减额4万元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如果计提和抵减加计抵减额与实际缴纳增值税均在同一纳税年度，这个问题还不怎么明显，对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计提、抵减加计抵减额与实际缴纳增值税不在同一纳税年度，如本案例中的计提和抵减加计抵减额（实际享受加计抵减优惠）的时间为2020年12月份，实际缴纳增值税是在次年2021年1月份，那对于所属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相应对于应缴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就大了，特别是面临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条件临界点等税收优惠政策能否适用时，影响更大。
按照财政部会计司所明确的口径，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和“加计抵减15％政策”的纳税人，在实际缴纳增值税时应按加计抵减的金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据此：
对于增值税加计抵减额，在计提时不做会计处理也不做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只需且应当自行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结余等变动情况。在实际缴纳增值税的当月，按享受的加计抵减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同时相应也就计入了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如上述案例，闻涛教育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虽然是在2020年12月份计提的加计抵减额4。5万元，也在当月实际抵减了4万元加计抵减额，但12月份当月不做会计处理。待到申报缴纳2020年12月份增值税的2021年1月份，则应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4万元，贷记“其他收益”4万元。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7万元假设2。闻涛旅游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12月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为5万元，12月份增值税应纳税额4万元。在2020年12月实际抵减4万元后，所结余可抵减加计抵减额1万元结转至2021年继续抵减。
综上，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10％）政策”和“加计抵减15％政策”的纳税人，实际所抵减的加计抵减额计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时点，既不是在计提加计抵减额的月份，也非实际抵减加计抵减额的月份，而是在实际申报缴纳已抵减加计抵减额后缴纳增值税（含申报应纳税额为0元）的当月，简单的说，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以加计抵减额实际抵减了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次月”，按所抵减的加计抵减金额贷记“其他收益”科目，同时相应计入当期的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甲房地产企业的A项目，开发产品全部为非普通住宅。在增值税上，采用一般计税方法。已知项目销售额共1亿元（含税），土地价款3200万元，建筑安装等其他开发成本合计2752。29万元（不含税）。假设不考虑其他成本和可扣除的相关税费，开发费用按10％比例扣除，加计扣除额20％。已知该项目适用9％的增值税税率，且在增值税中使用土地价款抵减了销项税额。
从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明确，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为计算增值额可扣除的项目。换句话说，判定土地成本可否据实全额扣除的关键，在于判定土地成本是否属于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